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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:唐太宗与康熙皇帝为何贬低长城?

时间:2017-09-02 09:09 来源:钱柜娱乐777官网 好奇心指数: 次 手机版阅读

巍巍长城,瑟瑟边风,绵延万里、历经千年的古长城,见证了历史的沧桑。在经历了巍峨壮丽与断壁残墙之后,原本的物质防御逐渐的转变成了文化的符号。然而,人们长城一直都是十分有争议的对象,褒贬不一!

  从古至今,修筑长城,端赖“举国体制”。“夫以秦始皇之强,带甲四十万,不能窥河西,乃筑长城以分之。”(桓谭《新论》)“可变资本”四十万,“不变资本”有多少?秦代以后,汉、隋及其间的北魏、北齐、北周等朝,都有兴建,逮至明代,又一次创造了修筑长城之高潮,存留于世的就是明长城。“举国体制”往往与专制政体相联系。以“举国体制”修筑长城,就与帝王脱不了干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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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国人谈及史上有为之君,往往引用毛泽东诗句里的“秦皇汉武”“唐宗宋祖”。在修筑长城问题上,“秦皇”、“汉武”都是积极的推动者,至于“宋祖”,疆域不及幽燕,无险可凭,倒是挖了一些“地下长城”(二○○八年五月十八日《保定日报》)。倒是“唐宗”,在修筑长城问题上,别具只眼,特立独行。

  长城既然是帝王的“保留项目”,赞颂长城也就成为官家的“专利”。只有作为社会良心的文人,才是批评贬低长城的主要群体。胡曾《长城》诗云:“祖舜宗尧致太平,秦皇何事苦苍生?不知祸起萧墙内,虚筑防胡万里城。”王翰着名的《饮马长城窟行》有:“归来饮马长城窟,长城道傍多白骨。问之耆老何代人,云是秦王筑城卒。”大抵代表了民意的声音。

  其实,贬低长城的并非都是在野的士人,至少有两位皇上也持同样立场。被称为“天可汗”的唐太宗李世民,就是其一。大唐帝国是在隋朝废墟上建立的,李世民执政之初,鉴于隋炀帝杨广“兴众百万,北筑长城,西距榆林,东至紫河,绵亘千余里,死者太半”(《隋书》卷二十四),大肆营造,虚耗民力的弊端,李世民告诫手下:“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,安抚边境,唯解筑长城,以备突厥,情识之惑,一至于此!”(《新唐书.李积传》)可见,李世民并未将长城看作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,他对长城的作用与意义评价并不积极。

  贞观二年(公元六二八年),突厥屡犯,边患日亟,鉴于秦汉以来防御匈奴的历史经验,朝廷官员不止一人,不止一次地向其建言,“请修古长城”。李世民认为:“朕方为公扫清沙漠,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!”(《资治通鉴》唐纪九)在他看来,扫清外寇,消除边患,缔造和平,修筑长城并不是正确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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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对群臣说:“朕今委任李世积于并州,遂使突厥畏威遁走,塞垣安静,岂不胜远筑长城耶?”(《新唐书·李积传》)委派李积,他看重的是“人才”;避免“劳民”,他重视的是“人心”。在他看来,人才与人心,与长城相比,作用更加强大而持久。事实也是如此,唐朝政权经过“贞观之治”与“开元之治”,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开放、最强大的国家,“九天阊阖开宫殿,万国衣冠拜冕旒”的盛况,中古时代的中国,也只在唐朝首都长安呈现过。外敌的消除,国势的昌盛,其所依靠的恰恰不是长城。

  在中国,另一个贬低长城的领导人是清代的康熙皇帝。

  清取明而代之,八旗骑兵翻墙而来,夺关而入,对长城的防御功能如何,体会得更直接。康熙三十年(公元一六九一年)五月,总兵官蔡元报告,古北口一带,长城边墙倾塌甚多,请行修筑。有关部门“拟同意”并上报请示。康熙皇帝随即下达“上谕”:“秦筑长城以来,汉、唐、宋亦常修理,其时岂无边患?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,诸路瓦解,皆莫敢当。可见守国之道,惟在修德安民,民心悦则邦本得,而边境自固,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。……今欲修之兴工劳役,岂能无害百姓?且长城延袤数千里,养兵几何方能分守?”(《清圣祖实录》卷一五一)在康熙皇帝看来,一个国家的安全,不能寄望于某项“安全设施”,即使是中国的万里长城还是美国的“NMD”、“TMD”(战略、战区导弹防御体系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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